因此，《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可以为我国提供统领性的涉海法律，建立处理涉海问题的基础和原则依据。
很显然，批示型、表态型回应并非法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初衷。李劼：《上海第五次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俞正声批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载2008年5月6日《人民法院报》第1版。
就其功能而言，行政审判白皮书既是人民法院展示自身工作、践行公开理念的载体，也是评价行政机关、助推依法行政的平台。[11]《行政诉讼法》颁行晚近十余年的实践则表明，这种以积极主动、开放灵活姿态回应社会变迁现实需求的回应型司法理念正在生成。后者是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一般是同级人民政府或政府法制机构)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依法行政工作推进会等形式联合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二)功能定位模糊 从运作实践上看，行政审判白皮书是一项典型的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制度尝试，表现出众多不同的功能诉求，可以被视为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司法映射。到目前为止，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的最高规范依据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内部通知。
除了规定行政机关的回复义务之外，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建议落实情况也需要及时向社会公布，使这种回应互动的过程得以公开化，借助社会监督的压力提高府院良性互动的实际效果。参见黄洪连：《2016年度杭州行政复议及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载2017年7月25日《杭州日报》第1版。[11]关于统帅（Strategos）与诡诈（Strategem）、统帅的艺术（Strategicon）及战略（Strategy）的词源关联，参见吴琼：《统帅的艺术 战略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军事权历来被视为主权的支柱，武力最终来源于国民在制度上就体现为议会中心主义。这使他们在决策时倾向于坚持国家本位主义的立场、强调战争威胁的经常性、将安全利益视为首要考虑、赞成维持强大而多元的战备力量、抵制激进的外交军事策略等。……就是行使统帅权与完成统帅职责的特征。依据各个环节的不同性质，将武装力量的领导、管理、决策等职权分别赋予不同的国家机关，每个机关都需要其他机关的支撑和配合，能够在保障军事效率的前提下防范绝对利益的主导、促进武力沿着宪法的轨道运行。
[48]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这主要包括：（1）对外派兵、外国军队入境的保留。
（3）军队指挥命令权指涉的是军事指挥机关与武装力量、军人之间的关系。宪法通常将军队的性质任务限定在对外防御、维护国家和政治安全等消极方面。如《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74条、《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27条等。但也有部分国家专门进行了明确，例如《德意志联邦基本法》第87a条规定联邦国防行政由联邦直属的行政机关及其下属机构执行。
（2）赋予某国家机关以统率武装力量之权限。它为武力设定了一个阈值，即以国家的名义开展特定规模军事对抗的临界状态。[34]从立宪价值的根本假定可知，沉迷战争暴力与和平享有权利的状态是抵触的，不具有道德正当性。宪法规定了两类决策机关：（1）绝大部分国家规定由议会进行决策。
如《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7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87a条等。类似的包括《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69条、《芬兰共和国宪法》第128条等。
[45]参见[美]罗斯托：《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孟涛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326-334页。基于不同的国家性质、政党制度，很多国家还对军人政治地位进行明确。
See Louis SMITH，American Democracy and Military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6-7, Harold D. Lasswell, Essays on the Garrison State，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43. [35]该宣言第13条规定平时的常备军对自由造成威胁，必须避免之。[3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08页。这（专制权力）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让予的权力。对此，洛克从自然权利、自然法的角度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必要的升华和补充。[23][美]汉米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1页。（3）随着英国内战的发生、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和光荣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日渐认清常备军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威胁，通过1688年《权利法案》、1689年《兵变法》确立起议会对于常备军的支配地位。
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国家在宪法层面为它设置了辅助机构。这直接限制在国家内部使用军事暴力。
[25]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0页。[44]蒋纬国：《国防体制概论》，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0页。
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87a条。历史证明，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宪法上采取政治、军事相互分离的二元君主制，导致武装力量成为了一人操控的独立王国。
[16]该条规定当具备第91条第2款所指的前提条件，且警察和联邦边防部队力量不足时，为抵御对联邦或州的存续以及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构成的紧急危险，联邦政府可动用武装部队支援警察和联邦边防部队，以保护私人财产和平息有组织的军事武装叛乱。（2）在规范层面，它是以权力分工制衡来达成立宪目标的技术手段。在追责形式方面，实体控制通常可以由司法机关、违宪审查机关等进行二次解释，推翻执行机关的先前行为、追究责任。[4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这既兼顾了总统进行军事决断、维护重大利益的需要，又使其在每个环节都不能脱离民意掌控。[26]参见郑贤君：《基本义务的宪法界限:法律保留之适用》，载《长白学刊》，2014年第3期。
[50][美]施特劳斯、[美]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7页。而个体之所以要将这种执行权转让给国家，通过国家整体的形式来解决社会任何成员与社会以外的其他人之间的纠纷，[57]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执行力量匮乏的缺陷。
[46] 四、宪法上军事权蕴含的内在原理 宪法上的军事权不仅是一系列规范、制度的集合体，同时也是宪法原理与军事问题相互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个体理性、社会契约论等哲学推论之上的。[19] 综上，可以发现宪法上的最高统帅权有两种表述方式，它通常被赋予文职政府的最高首脑，体现文官治军原则。
其核心问题在于：军事权究竟有何特殊性？宪法为何要专门对它进行规范、如何对它进行规范、又为何如此进行规范？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从概念、实证、制度、原理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并重点探讨宪法在这些方面与军事功能、军事规律、军事职业的结合方式。前者是基于制宪权而衍生出来的，后者则是制宪权本身。近代宪法登场以来，其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将军队的事项予以安置的问题。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2]该原则滥觞于《大宪章》中的无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原则。包括武装力量建设、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军事科学研究等。
从本质而言，立宪精神与战争所带来的财力浪费、政治动荡是相互抵触的。[27]在英国的法治传统中，对执掌军队不可或缺的军事纪律只能是因王国处于骚乱状态才有的、暂时性的法律衍生物，它绝不是本国永久不可变更的法律的组成部分
如罪刑法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受刑讯逼供和暴力威胁、疑罪从无等。因此，刑事诉讼基本权利虽然主要由刑事法具体表达，但并不排除宪法增加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我国采取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宪法一般规定和刑事法具体规定的模式，既体现宪法对基本权利的确认与保护，又具体化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具体适用。
